首页 / 图书 / 文化 / 中国文化 / 讲台上的民国 编号 : B254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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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台上的民国

类别 :
作者 : 刘超
ISBN : 978-7-201-08086-4
原著地区 : 中国
原著语言 : 中文简体
出版日期 : 2014
发布者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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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台往往能投射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兴衰,本书作者即从“讲台”这一视角切入,选取了王国维、陈寅恪、汤用彤、叶公超、曾昭抡等24位二十世纪中国教育界中的一流学者作为描写对象,在援引丰富史料的基础上,以温情和敬意讲述这些活跃在讲台上的大师的传奇人生。

原文节选 :

夏济安:寒枝拣尽无栖处

抗战异常惨烈地进行着。光华大学校舍被炮火摧毁,全校师生遂毅然迁入租界复课。

课余,英文系常有三个学子在走廊弯角处侃侃而谈,以故被戏称为“三剑客”。这就是日后蜚声中外的张芝联、柳存仁以及夏济安。尤其特别的是夏。此君平顶头,灰布长衫,朴厚踏实。他常讷讷于言,一旦说起英文却极为流畅。这时乃弟夏志清也在上海。二人都死命地用功,没有谈恋爱,也谈不起恋爱——“手边没有零用钱,即使有勇气找对象,也没有钱带她上馆子、看电影,因此索性不存此念,专心读书。”仅有的消遣就是看电影、逛旧书铺。夏济安一九四○年毕业留校任教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他赴昆明西南联大执教。以一般大学的出身竟在首屈一指的学府高就,实在是鱼跃龙门,可喜可贺。但可忧的是,在此他又遭遇了一位美艳的女子。当腿脚不方便的同事卞之琳正为张充和神魂迷离时,这小青年也为情所困,无法自拔。两人惺惺相惜。夏在分析地位高、年龄大再谈恋爱的后果时,以前辈教训警告自己:“这样可使恋爱、地位一起落空,以吴宓便是前车之鉴,最是可怕。”

置身于这“革命的年代”,他很少关注狼烟弥漫的时代风云,亦未关切“天崩地坍”的家国大事,而自顾纠结于自家情事。然而,这段情却让他耗尽神思,黯然神伤。

一九四五年秋,夏济安开始注意到班中的新生李彦。一见倾心,从此日夜痴想。他立即将对方的姓名学号牢记于心,甚至把对方的笔迹也记住了。他次年的日记紧紧围绕这个名字而展开。他以三十多岁的高龄,堕入少年般的单思苦恋,一发不可收,伊人的手泽、衣着,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都成了他隆重记录的珍宝。他才气纵横,却天性羞涩,连与异性携手的经验也没有,此时当然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爱意。

有好几个月,他不采取任何主动行为,只是不断地分析自己的心理,为自己徒增苦恼。在他的整个日记中,充满着他对女子观察到的细节与自己的剖析。“L.Y.坐在第一排,看见了不免又动心,发现一点: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枚翡翠金戒,不知何所指。”“她的座位是在阳光下,我有时站的地位,把阳光遮住,我的头的影子,恰巧和她的脸庞接触。”“我们的视线有一度接触,我已把我所有的柔情蜜意,都放在我眼光里了……这样面对面的站了一分钟都不到,一句话没讲,也使我高兴老大半天。”“下课回家后,整天觉得寂寞不堪。我和她的认识,一方面使我自觉神经病的严重……一方面就是使我感觉无比的寂寞——这种寂寞是任何好朋友好书所不能解慰的。……没有她,我生活似乎空虚了一大半。”“我如得不到她,我将一生不会快乐的了……可是我怀疑,即使得到了她,我能否快乐。人生大致快乐最难,可是我应不顾后果如何,放出勇气来追求。”恋爱失败“也不会颓丧,但是我将益发逃避人世,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。我的头发将像一蓬草,我将永远不敢穿漂亮的衣服,破大褂布鞋将是我的护身符,躲在它下面才觉得安全”。“我如此看得起她,几乎肯把全部身心献给她,只要她肯接受,她偏偏还不来我的课。她给我这样的侮辱,将来即使我们成为夫妻,这个芥蒂也难消掉。”“我还是追求名利,甚于追求恋爱;心胸之小,目光之短,真是枉为学问中人。”所以他认真勤奋地学英文、练写作,梦想终有一日会功成名就,出人头地。他是个固执的人,既想获得现实的所谓True love,又对个人理想(如以英文小说名世)念念不忘,有时想得太复杂,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。“女人根本同我无缘。我只能老过着孤僻的生活。只有她能救我,可是上帝又不让她来……上帝啊,你太作弄人了。”

整部日记都是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,一时要入山隐居,一时要独身终生,一时要出家修行,忽而心平气和,忽而踌躇满志。这样痛苦而绝望的爱,纯属“不及物”的单相思,与对方无涉。但这柏拉图之恋始终绵亘于心,对方让他神魂颠倒,纠结不已。为了更多地获取女子的信息,他费尽心思,后来才灵光一闪地想出了以My Life(我的小传)为题目让学生写作文。结果“她的作文文字很坏,可是在一个钟头之内,讲得已经够详细了”。于是他把她的作文原原本本、工工整整地抄录在自己的日记中,反复背诵、回味。老师批改学生作文后即得发还,无法保存,夏没有这个女生的回信或作文可收藏,只好把留有女子手泽的“学生选习学程单”的小纸片贴在自己日记中,作为信物。他把对方奉若神明,把恋爱视若宗教般圣洁、隆重乃至严重;他自然要一败涂地。

对方于他,宛若尤物,诱惑无限,又遥不可及。后来,女子终于如约到夏的宿舍晤谈,时间不长,却使他大喜若狂,热情涌流,不可收拾。他再也忍耐不住,就写了封长信去倾吐一番。对方毫无准备,吓坏了。于是大吵一架。从此各奔东西,留下他在失恋的苦海中独自煎熬。

苦海中的夏将吵架的经过详细函告乃弟。夏志清立即回信劝慰:“一口气看完你二十页的长信,一面看一面不禁为你庆幸,能得到一个理想中完美女子默契的爱情……看到你那晚七时约会时的谈吐和举动,不禁使人啼笑皆非,哭笑一个三十岁男子不该有的初恋的笨拙。……我绝对相信true love,但我也纵容少男少女在未碰到true love前可以有一二段错误的爱情,至少他们碰到真正的知己时,不会像你这样的紧张和尴尬。”

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,乙酉除夕。西南联大教师的餐厅中,有七个年轻人围坐一席,吃年夜饭。与抗战时的匮乏相比,此时饭菜丰盛,有鸡、蹄髈、猪肝、蛋饺。晚上八时过后,在这本该家人团聚的时刻,夏济安、卞之琳、顾寿观似乎感受到节日中的一丝伤感和无聊,三人大嚼年糕,饮绍兴酒,吃美国鲑鱼罐头和火鸡。惟此,才能强烈地感受到生之欢欣与寂寥。此时此刻,各人都生出了感情的喟叹。夏济安说到了自己:“我平生只有单恋,并无恋爱,不足挂齿。今天我可以说一句,一切只待上帝安排。”其日记云:

能使我寂寞的,只有一个人;举世滔滔者,只是使我更孤单。

北大复校于沙滩红楼,夏济安把乃弟也引入北大做助教。他酷爱电影。有次《窗中少妇》在北平演一场早场,百忙之中的他硬是拉了乃弟同去。夏志清不解其意。晚年看到胞兄日记,才知他这是要了却一桩夙愿:当年女子曾在作文中提到那场电影;而夏偏偏错过,遗憾不绝。那天看过电影后,他真的特别开心、无限欣忭。

夏济安在圈内早就小有名气。傅斯年后来特地把他从香港聘到台大。初到外文系办公室报到那天,他穿得颇正式:不仅全身西服,还戴了呢帽。是时天气炎热,他那套装备,好似“老太太的被窝——盖有年矣”,不仅不神气,反而颇显落魄。他才三十多岁,却已发际后退;眼镜片后的目光炯炯有神,仍掩不去中年式的落寞。几句话后,他便开口借薪水:“借两百块总可以吧?”当时英千里以教授兼系主任也只有250元月薪;他这讲师,每月顶多也就200元。大家暗笑不已。这事后来就成了大家开涮他的又一素材。

夏济安素极用功,于文史、美学、佛学等兼收并蓄,博览无涯;但滔滔雄辩却非所长。他教学卖力,也对学生多有点化,惟乡音颇重,讲学不畅,有学生乃投书向学校反映。校长傅斯年特地跑来旁听。这小讲师见下边坐着一位名气大脾气也大的大校长,不由紧张异常,口齿艰难。所幸校长发现他有真才实学,其疑乃息,饭碗终于保住。在台大,他依旧性情腼腆,不修边幅,久抱独身。这与另一位少壮派教授殷海光相映成趣。

在台大,夏又一次遇到了心仪的女生,重蹈单恋覆辙。他才气横溢,诲人不倦,颇有名士风貌,深博女生好感。好几位女子对他饶有兴趣。怎奈他命运乖蹇,人家属意于他的,他偏偏看不中;自己看中的,却求之而不得。自然又是一个失意灰心的结局。

其胞弟则不然。夏志清极为直爽,他在纽约最棒的饭店结婚时,拉着好友说这饭店如何之好,然后脱口而出:“下次结婚一定要再到这里!”吓得新娘差点没昏倒。但二人都一样喜欢结交异性朋友,并以自己的博学为女生所倾倒。因而人们戏称夏氏昆仲为难兄难弟。兄弟二人情同手足,兄常在他人面前夸赞弟比自己强;弟也如此。有同事想“智胜”夏济安,便问:“济公,有人说你是外文系最佳教授,那你的难弟呢?”如他回答胞弟才是最佳教授,这显然对不起自己;如认为自己当之无愧,置他人于不顾,那又对不起胞弟了。这时他想到胞弟西装革履的样子,便说:“啊,他是穿着最佳教授。”

其旧友吴鲁芹之女也与夏济安颇有“交情”。“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他喜欢帮我做‘作文’。我碰巧可以拿到甲下,平常总是乙或者乙上,我想他帮我做一定可以拿到甲上,但是结果是丙上,所以我以后就不让他做。他一定要帮我做,做了三次还是丙上,我很气,骂他怎么能当大学教授。”“他求胜心甚切,每次几乎都是苦苦哀求,或者答应买糖行贿才得到再试身手的机会的。他那时候等待教师评定等的着急,有点像考生等放榜,一听到‘夏伯伯,你看又是丙上’,就抱住头,连声说:‘该鼠窜了,该鼠窜了!’”

他面对女士常不知所措,在男士面前却完全是另一个形象。其学生总见他一副乐观的样子,听到他最常说的口头禅又是“快乐的啊”,便以为他洞达于人生和世事。有学生向他请教怎样谈恋爱,夏虽情场失意,但面对学生的这类问题,他是旁观者清,建议还不少。对自己的情路艰辛,他只字不提,只说“Beauty invites trouble”(美丽招致麻烦)。刘绍铭初到美国,人生地不熟,就给乃师打了个电话。夏立刻从旁边的州开车过来请他吃饭。那时夏刚刚学会开车,刘坐在他的车上就像在碰碰车上一样左弯右拐,夏却爽朗地笑个不停。刘身为其弟子,完全不知道,也看不出老师这样洞达的智者会有如此深的感情困扰。人皆知道他幽默,人皆以为他快乐,又焉知他内心实有无边的隐痛,只不过他早已深藏,不愿示人而已。

夏在情路上饱受创痛,但从未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。教研之余,他全面出击,大显身手,攀上了生涯的巅峰。

为了苦练英文,夏常年用英文写作。千锤百炼之后,其英文终至炉火纯青之境。其文婉转多姿,步步生花,“不要说在中国,即在美国,也是第一流的”。夏的翻译也声名远扬。其所选注的《现代英文选评注》,至今畅销海峡两岸,泽被一代代大中学生。他编译的《美国散文选》上册,更是译林极品,迷住了一代青年,甚至三十多年后还受到董桥推崇。华盛顿•欧文的名篇《西敏大寺》开头一段为:

On one of those sober and rather melancholy days,in the part of Autumn,when the shadows of morning and evening almost mingle together,and throw a gloom over the decline of the year.I passed several hours in rambling about Westminster Abbey.There was congenial to the season in the mournful magnificence of the old pile;and,as I passed its threshold,seemed like stepping back into the regions of antiquity,and losing myself among the shades of former ages.

在他笔下幻化为:“时方晚秋,气象肃穆,略带忧郁,早晨的阴影和黄昏的阴影,几乎连接在一起,不可分别。岁将云暮,终日昏暗,我就在这么一天,到西敏寺去散步了几个钟头。古寺巍巍,森森然似有鬼气,和阴沉的季候正好调和;我跨进大厅,觉得自己已经置身远古,相忘于古人的鬼影之中了。”译文之美,令人击节。

其英语著作中最有名的是Gate of Darkness(《黑暗的闸门》),书很薄,然而,仅仅是这小部头作品,就足以令人心折。藉此,他将普实克的历史意识和夏志清的文学判断融会贯通,打通传记、历史和批评,自创“文化批评”(cultural criticism)一路。夏以鲁迅作品中的“背着因袭的重负,肩住黑暗的闸门”为据,发现了鲁迅内心的黑暗面。他写道:“鲁迅的黑暗的闸门的重量,有两个来源:一是传统的中国文学与文化,一是作者本身不安的心灵。”只有不安的心灵才能敏感地体察他人内心的不安,夏济安正因此洞悉了鲁迅和阿诺德的暗角,开出了一片天地。其弟子、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说: “(夏济安)对鲁迅形象作了极为精彩的刻画。这种鲁迅形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整个的鲁迅研究……我怎么才能写得像夏济安先生那么好?怎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刻画鲁迅形象呢?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焦虑,我最终放弃了任何想超过先生的念头,而乖乖地一心一意效法了先生。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对鲁迅散文诗所作的敏锐分析。”“相隔近四十年,我刚刚重读他的《关于左翼文学运动一书的序稿》,再次被深深地感动。”有人赞言:“夏济安所理想的中国新文学永远摆在我们所追求的那一端;论文采,五四以来用白话文写批评和翻译的,没有多少人可以赶上他。”

然在夏心目中,这一切只不过是练笔;真正目的,尚在于积攒素材、修炼功力,创作第一流的英文长篇以博取国际声誉。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野心勃勃的夏济安即立志以抗战时的四川为背景,写一部英文长篇小说,名为Country for Vegetation(《植物之乡》)。他屡屡在日记中表示,要“悬梁刺股的大发奋,努力替自己造地位”、“我现在顶大的Passion是要发财”、“只要用功写作,名利之取得,真是反掌事耳”。但他只写完了第一章,即放弃了。他并未就此罢休。一九五五年,夏济安完成英文短篇小说《传宗接代》,投往美国《宗派杂志》,获名批评家赖富激赏,发为秋季号头条。经几十年之积淀,其才气、学识、阅历、功力,均日臻圆熟,其“长篇梦”也指日可待。他已完全有望取代林语堂等成为华人英文长篇创作之魁首。然而,这一宏愿,却因他英年早逝,随风而去。他的数篇英文短篇,显然不足以让其在西方文坛成家立派。藉此,他只能被称为“有国际声誉、英文写得漂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”而已(夏志清语)。这成为他最大的遗憾。

夏的本行是英美文学,但他更大的成就不在英美文学,而在中国文学。他本不屑于以中文作品成名,日后却主要以此扬名于世(包括其日记)。他真正倾力于中文的时间很短,作品也不甚多,然而,他正是在短期内以有限的作品奠定了迄难撼动的地位。其审美眼光和批评水准已足以傲视群侪,彰显出纵贯东西的学识和宽广深邃的视野。因此,他与胞弟夏志清一道被西方汉学界公认为研治中国文学的大家,他们开创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也被称为“夏氏兄弟范式”。

夏济安的文学理念与趣味十分清晰。在他看来,独立于政治、独立于历史承担的“纯文学”才是真正的文学。何谓“纯文学”的标准?简言之,即衡量文学只能用文学本身的评判标准(语言是否精练、技巧是否娴熟、意向是否丰富、结构是否巧妙、观察是否深刻等),而不能用思想意义、政治目的等一切非文学的外在标准。即如艾略特所言:“文艺作品的伟大,是不能单凭文艺本身的标准来判断的。”“不过我们必须记得:一部作品是否够得上称为文学,只有凭文艺的标准才可决定。”夏反对文学由于服从(拿文学来做宣传和改造社会的工具)导致的简单化、模式化、理想化。他说:“小说家究竟不是思想家。他的可贵之处,不一定是揭示什么新思想,也不一定是重新标榜某种旧思想,他所要表现的是:人在两种或多种人生理想面前,不能取得协调的苦闷,直截了当地把真理提出来,总不如把追求真理的艰苦挣扎的过程写下来那样有意思和易于动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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